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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覃在前天写了《1958年，邓小平支持彭德怀所提制度，黄克诚：毛主席对此一贯怀疑》一文，文中提到：1958年3月9至26日，毛主席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之后，在1958年5月至7月，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个军委扩大会议，可不是普通的会议，它对我军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事情得从头说起。

话说，毛主席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曾发表过《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强调为建设新中国，我们必须向苏联“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于是，在军队建设上，我们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就进入了向苏联学习的新时期。

怎么学呢？

一是聘请大批苏联顾问、专家来给我们传经送宝；二是购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军工厂设备，以及军队的条令、规章、制度、技术图纸资料及书刊等；三是派遣留学生和考察团到苏联学习、观摩。

必须说明的是，毛主席此举乃是短期内加快军队建设的高效捷径，对我军缩短与发达国家军队的差距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彭德怀在1952年再次进入统帅部工作后，经过深入研究，他发现，苏军的经验中，有相当部分适合于苏联，但不适合或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的。

朱德通过和来华的苏联军事训练顾问接触，也发现苏军有不少地方是背离了列宁的原则的，他曾就此事多次与彭德怀展开商讨。

不过，他叮嘱彭德怀说：

“这些应该算是缺点或错误，苏军的本质没有改变，我们在公开外事场合仍应赞扬苏军。”

陈毅则向彭德怀表达得非常干脆，他说：

“苏联内部的事，我们不去干涉，只是思想上不盲目崇拜就行了。”

到了1955年，我军完成了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的战略转变，全军院校体系也初步建设起来，向苏军模式的学习达到高峰。

彭德怀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全面学习苏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对我军的优良传统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冲击。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彭德怀通过三次军委扩大会议和修订有关条令规章一系列工作，致力于恢复保持解放军的优良传统，祛除外来消极影响。

1956年5月25日，毛主席在研究了苏联共产党在该年2月召开的第20次代表大会后，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演讲，要求“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经验，不能盲从。

中共中央随后在6月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

这个通知在军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军委直接领导下的军事训练总监部(简称“训总”)。

“训总”成立之初，由刘伯承元帅任部长、由萧克、李达、张宗逊、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六位上将任副部长。因为刘伯承还要主持南京军事学院领导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就把“训总”日常工作交由时任武装力量监察部长的叶剑英代理。

不难看出，“训总”是一个责任重大的领导部门。

“训总”机关干部在学习五个文件中，形成了两种认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继续深入学习苏军经验，可以更快缩短我军在正规化现代化水平上与苏军的差距；另一种意见认为，苏军的一套并不都适合我国的国情，我们要克服训练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这两种意见的争论越来越激烈。

1958年春，在“训总”机关内部的四级干部会议上，两种意见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双方的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却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以至争论延续了40多天，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那么，事情回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1958年5月至7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来了。

这个军委扩大会议，是军内闻名的反教条主义的会议。

提出召开这个军委扩大会议的，是参加了成都会议的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

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中央领导人就提出来了，说军队落后了，应当赶快跟上来。“建议军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

彭德怀于是给在北京的黄克诚打电话，要求他着手准备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工作。

这次扩大会议，从5月27日正式开幕，一开就开到了到7月22日，前后历时共57天。

彭德怀在一开始并没有料到会开这么长时间的会议的。

他在成都会议期间曾和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对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原是想解决别的问题的。但是，由于林彪突然出席了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成为了反教条主义。

为什么说林彪是“突然”出席了会议呢？

老覃在大前天写的《1965年，刘少奇宣布取消军衔制，周恩来连连摇头，彭德怀黯然神伤》一文中讲到：1951年10月，中央确定由林彪来主持军委工作，但林彪的旧伤新病同时发作，上班仅3个多月，就请假休息了。这之后，从1952年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来，每年召开全军性会议、高干会或军委扩大会议，林彪都没有参加。

这次，他意外地出席了，并在开幕的第一天讲了话，给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定下了调子。

林彪在会议上说，他接触到了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关于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通过请示毛主席，决定以反教条主义为这个会议的主题。

毛主席也的确对这次军委扩大会非常关心，在大会开始的第四天，他就向黄克诚指示，要大家“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于更好地解决问题”。

6月6日，毛主席听了邓小平对会议情况的汇报后，要他找军委的少数同志谈谈会议的开法。

邓小平遂于6月7日上午邀请了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黄克诚等人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给与会人员“吹气”，提出今后会议开法为机关整风的办法，把军委、各总部定位为批判的对象，在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让大家大胆发言，以共产主义的风格提意见，把问题讲透。

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彭德怀在6月7日的大会上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下午，明确

“建军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要与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坚决斗争”。

但是，6月8日，黄克诚从毛主席处得到重要指示：这个会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

这么一来，问题升温了，反教条主义就不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军事路线斗争问题了。

彭德怀最终同意把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的争论提到军委扩大会议上来。

参加会议的人数因此大增，6月20日下午，正式出席的人数为1004人，列席的人数为438人，会场也由三座门大街20号移到中南海怀仁堂。

会议的进程正式进入了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的军事路线斗争阶段。

必须补充一下，对于四级干部会内部的争论，彭德怀之前是交由“训总”党委自行作结论，不准备提交军委扩大会的。

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会5天之后，也就是5月31日的下午，彭德怀曾诚意拳拳地邀请萧克、张宗逊、李达、彭绍辉和李作鹏到自己家里座谈，希望他们“整一下思想，把成见去掉”，继续精诚团结，在政治上互相信任，求同存异。

也就是说，彭德怀对教条主义倾向，原本是当作思想认识问题来看待的，不愿意升级为“路线斗争”的。

但四级干部会上的两种思想对抗依然在继续，而且更加强烈。

另外，6月21日，毛主席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话。他说：“我这几年没有抓军事。当然喽，军事工作基本上是做得好的，有成绩，也有缺点。对于缺点，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大家对军委、对中央的批评，就是对彭德怀以及对我的批评。”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里了，代表主席团讲话的彭德怀只好回顾建国以前军队中教条主义的危害，接着全国胜利以后军事教条主义的“复活”，自我批评说：

“在教条主义问题上，我是有责任的”，“我不逃避这个责任”。

毛主席在彭德怀讲完之后，指示说：

“军队中究竟存在有多少教条主义，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毛主席还在6月29日召开了第二次小组长座谈会，着重谈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提到了刘伯承和萧克的名字。

那么，到了7月1日以后，人们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不仅是集中到批判教条主义，而且对“训总”的某些活动也不断在大会上揭发、放大、批判。

到后来，刘伯承、萧克和其他被认为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被迫进行了检讨。

而批判性的发言一直持续到15日。

负责主持起草大会总结发言的彭德怀，不知不觉地把反教条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来抓，从而给军队建设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

时隔4年，即1962年，在吴家花园赋闲的彭德怀回思旧事，无比愧疚，曾懊悔无限地对侄儿彭启起说：“林彪突然出席1958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你有机会见到了萧克，一定要代我向他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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